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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盒、茶瓶及其它——兼谈古代茶叶的包装

              发布时间:2015-06-27

              内容摘要:

              历史上不同的饮茶方式决定了茶器的不同形态,用来储存茶叶的容器亦然。本文对历代文献、考古出土的器物、壁画及历代茶画进行综合研究,梳理出历代茶盒、茶罂、茶瓶及茶罐的发展脉络,试图对古代茶叶的储存和包装开展初步的研究。

              马未都先生对容器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实际上都是容器的革命。”茶盒,作为储存茶的容器,其在中国饮茶文明史上的作用亦如此。

              五千多年的饮茶史,茶叶从最初的药用、食用发展为饮用,饮用又经历了煮(煎)饮到点饮进而发展到瀹泡的演进过程。无论哪种饮用方式,茶叶的存放需要相应的容器,茶叶贮藏和包装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化的过程。

              传说神农氏最初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茶叶开始被人类利用,最初的茶叶是用来食用的,即连叶带茎咀嚼食用,那时当然谈不上茶叶包装。到了汉代,茶叶开始在文人及贵族之间悄然流行,当时的饮茶方式以煮饮为主,正如张揖在《广雅》中指出的:“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可见当时的茶类为团饼茶,饮用时先把茶饼放到火上烤一会儿,捣成茶末放入瓷器中,再冲以沸水,还要添加姜、葱之类的调味品。既是饼茶,其存放必有相应的容器。浙江省湖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代青釉印纹四系罐为我们研究汉代茶罐提供实物依据,其肩部刻划一“茶”字,是汉代用来存放茶叶的储存器。

              茶叶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出现于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叶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产量也大大提高,茶叶煮饮“遂成风俗”、“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茶的饮用在唐代已十分普遍。唐代继承了汉代的饮茶法,并在其基础上更加精致化。从陆羽《茶经》记载看,唐代的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主要的饮法为:把碾成粉末状的茶末放入茶釜中煎煮,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后盛入碗中饮用。唐代茶的包装,即饼茶及末茶的贮存有相应的容器。《茶经·四之器》中讲得十分明白:“罗末以合贮之,以则置合中”,意即用茶碾碾成茶末后过罗筛选,用茶则舀至茶盒中存放。至于盒的材质,陆羽认为竹、木比较好:“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并对盒的尺寸也作了规定:“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

              唐代陶瓷业兴盛,以北方邢窑生产的白瓷和南方越窑生产的青瓷为代表,形成“北白南青”的陶瓷分布格局。以陶瓷为原料制作茶具在唐代成为普遍现象,韩琬《御史台记》中曾写:“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监启,故谓之御史台茶瓶。”茶饼及茶末忌潮湿,因此以陶瓷为材质包装茶叶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上佳的选择。卢纶的《新茶咏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中提到“三献蓬莱始一尝,日调金鼎阅芳香。贮之玉合才半饼,寄于阿连题数行。”从字面上理解,玉盒是玉制的盒子,但古人通常追求瓷器釉色的玉质感,这里的玉盒理解成釉色如冰似玉的瓷盒应更妥。长沙窑瓷盒中有釉下褐彩“大茶合”三字铭文,足可证明此类瓷盒系存储茶末的容器。越窑青瓷中有不少带盖的盒子,或高或矮,或圆或方或花形,造型各异。其中一类确为粉盒,系唐代女人们梳妆打扮时盛放各类化妆粉的。此外还有一类应为茶盒,宁波茶器收藏家陈钢的藏品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越窑茶盒残器,其盒器底有“荼”字刻款,是此类盒为茶盒的重要物证。

              除茶瓶和茶盒外,带盖罐亦可作为装茶容器。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萧翼赚兰亭图》为例,画面描绘了一儒生与僧人共同品茗的场景,画面左下角一老一少两个侍者正在煮茶调茗,地上放着茶床(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提到的具列),茶床上放着茶碾、茶盏托和一盖罐,此盖罐即用来盛放茶粉末的容器。

              互相寄送新茶是唐代文人交往的一种方式,寄送的团饼茶包装自然十分讲究,一般用白纸或白绢多重包装,并且在包装物表面题写相关的诗句。李德裕收到四川的老友寄送来的新茶,写了《故人寄茶》一诗:“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姚合也在《病中辱谏议惠甘菊药苗因以诗赠》写道:“萧萧一亩宫,种菊十余丛。采摘和芳露,封题寄病翁。熟宜茶鼎里,餐称石瓯中。香洁将何此,从来味不同。”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开篇也提到“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一片茶饼用白绢包装,并留有好友孟谏议的亲笔题名,卢仝收到这样的礼物,愉悦的心情在这首茶诗中淋漓毕现。

              韩滉是唐代著名的画家,曾画过《五牛图》,史载“韩晋公滉闻奉天之难,以夹练囊缄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可见唐代也有以练囊(素白绢制成的囊袋)来盛放茶末的包装方法。

              此外,唐代煮茶时,如果是旧年的团饼茶,须缓火炙烤至赤色,以助茶香。烤炙好的团饼茶用“纸囊”包装,与韩滉的练囊有异曲同工之处。

              宋代的茶叶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片茶,又叫团饼茶,福建建安凤凰山北苑一带加工的团饼茶都印上龙凤等纹饰,形制不一,或圆或方,或铊或銙,极具艺术性。另一种茶类为草茶,又叫散茶,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西一带,属于炒青茶类。

              无论是团饼茶还是散茶,都要有科学正确的保藏方法。蔡襄《茶录》有一节专门提到藏茶:“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焙如人体温。温则御湿润。若焙则茶焦不可食。”对团饼茶而言,最简易的包装是以箬叶包裹,外再缠以棉麻丝带。梅尧臣是宋代文学家,留下不少关于茶的诗词作品,多次提到箬叶包茶,在《吕晋叔著作遗新茶》中提到:“其赠几何多,六色十五饼。每饼包青箬,红鉴缠素苘。”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他写道:“建安太守置书角,青箬包封来海涯。”此外,《次韵和再拜》再提到:“昨日寄来亲脔片,包以箨箬缠以麻。”还有《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他描绘道:“春芽研白膏,夜火焙紫饼。价与黄金齐,包开青箬整。碾为玉色尘,远汲芦底井。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饮。”与梅同时代的欧阳修也有写到以箬叶包装茶的诗作,在《尝新茶呈圣俞》中他写到:“建安太守急寄我,香箬包裹封题斜。”这种用箬叶包装茶叶的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在云南一带包裹七子饼茶还是采用当地产的箨箬包装。

              香箬之外,再裹以纱囊包装,相对精致了许多。黄庭坚曾写过一封给泸州安抚王补之的信,信中写道“双井今岁制作似胜常年,今分上白芽等各五囊,叶在社后数日,味殊胜也。”双井茶产于江西修水,此地是黄庭坚的故乡。黄庭坚送给王补之的茶是用绛纱囊包装的。此外,在《奉讨刘景文送团茶》中他写道“刘侯惠我大玄璧,上有雌雄双凤迹。鹅溪水练落春雪,粟面一杯增目力。刘侯惠我小玄璧,自截半璧煮琼糜。收藏残月惜末碾,直待何衡来说诗。绛囊团团余几璧,因来送我公莫惜。个中渴羌饱汤饼,鸡苏胡麻煮同吃。”同样,他的《阮郎归》也写道:“青箬里,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其实,以纱囊包装茶叶在宋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其它文人的诗文中亦多有提及,如葛胜仲《次韵升惠新茶》:“双叠红囊贮拣芽,旋将活火试瑶花。”孙觌《李茂嘉寄茶》:“蛮珍分到谪仙家,断璧残璋裹绛纱。”欧阳修《双井茶》:“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苏颂《次韵孔学士密云龙茶》:“北焙新成圆月样,内廷初启绛囊封。”王安石《寄茶与和甫》:“彩绛缝囊海上舟,月团苍润紫烟浮。集英殿里春风晚,分到并门想麦秋。”等等。

              香箬和纱囊皆非密封容器,茶叶容易受潮或串味。于是,宋代又出现了茶奁和茶箧。奁在古时是用来盛放梳妆用具的容器,以漆奁最为普遍。宋代漆器制作工艺大大提高,漆器使用普遍,漆器非王公贵族专用品,平民百姓使用漆器也是寻常之事,当时制作漆器的作坊很多,浙江温州一带就以产漆器闻名一时。以漆为材料制作的茶奁在宋代也成流行趋势。宋人周紫芝专门写过茶奁的铭文,铭文曰“震雷发,矞云膏,谷帘香,春睡廛”。考古资料表明,宋墓出土的漆盒,有茶盏、茶瓶等茶具同出,可见漆茶奁是宋代重要的茶叶储藏容器。黄庭坚在《谢送碾赐壑源拣芽》曰:“矞云从龙小苍璧,元丰至今人末识。壑源包贡第一春,缃奁碾香供玉食。”壑源茶的产地与制作龙凤团茶的北苑仅一山之隔,为民间私焙好茶,也是北苑御焙上贡的副纲。黄庭坚收到朋友送的壑源茶,正是用淡黄色的茶奁包装的,显得非常珍贵。陈著也有《次韵鹿苑寺一览阁主岳松涧送茶》一诗,其云:“鹿苑书束字字香,满奁雀舌饷新茶。”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茶末还是散茶(雀舌)都可用茶奁包装。现藏于日本的《罗汉图》正好为茶奁提供很好的注解,这是一幅禅宗僧人点茶图,画面构图中有四位高僧,均坐于禅椅上,一茶童正一手拿汤瓶,一手拿茶筅点茶。茶童后侧有一茶桌,四方形,一腿三牙直枨,最引人注目的是桌上放着两个漆方盒,一大一小,正是茶奁。出土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的辽墓壁画中也有类似的场景,《备茶图》中有一四方直枨茶桌,上有一盝顶盒,从旁边配套的茶具来看,应是茶奁。此外,山西汾阳金代王氏墓壁画中也有同类器物出现,备茶图中一僮仆双手捧盏托正欲送茶,而另一僮仆手持茶筅正点茶,茶桌上放着执壶(汤提点)、盏托、茶奁(大)及茶罂(小)。

              与茶奁类似的,还有茶箧。藏物之具,大曰箱,小为箧。茶箧应是尺寸较小的盒子。梅尧臣收到好友晏成续赠送的双井茶,就是装在箧盒里的,箧盒上还加上了赠送者亲笔写的封题,箧盒里面是用青箬包裹着的双井茶。(《晏成续太祝遗双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诗六十篇因以为谢》中曾提到:“远走犀兵至蓬巷,青箬出箧封题加。”)郭印在《茶诗一首用南伯建除体》也写道:“满箧龙团重绝品,平视紫笋难为同。”可见以箧装茶在宋代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宋人也以磁(瓷)瓶贮放散茶,在周必大的《胡邦衡生日以诗送北苑八銙日注二瓶》中有如此诗句:“尚书八饼分闽焙,主簿双瓶拣越芽。”杨万里《谢岳大用提举郎中寄茶果药三首》中也提到:“瓷瓶蜡纸印丹砂,日铸春风出使家。”关于茶瓶的图像资料,在宋画中亦有所体现。藏于日本奈良能满院的《罗汉图》下半部分,有两僧人正在做点茶的准备,其中一僧人正在用力碾茶,而另一人则正右手拿茶匙,左手拿瓷瓶,准备从中取茶末点茶。细看这一瓷瓶,小撇口,长颈,修长身,从釉色看应该是青釉系列。这类形制的瓶子在当时大量销往东南亚地区,广东及福建的一些博物馆中有很多这样的展品,大多是从沉船打捞上来的,通过对外贸易,茶、茶具以及饮茶方式传播到了海外。

              梅尧臣还曾收到友人寄来的用茶罂包装的茶,专门写下了《谢人惠茶》一诗以纪念,“山色已惊溪上雷,火前那及两旗开。采茶几日始能就,碾月一罂初寄来。”罂是一种小口大腹的容器,梅尧臣收到的正是朋友用瓷罂装就碾好的茶末。与罂一样,缶也是一种小口鼓腹的罐子,也可以用来装茶叶。张镃在《许浑父送日铸茶》中提到过以缶装茶的信息:“瓷缶秘香蒙翠箬,蜡封承印湿丹砂。”幸运的是,宋代壁画为我们解读茶罂提供了一些直观的图象线索。河南登封黑山沟李氏墓出土的壁画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两位女子正在茶桌旁备茶,左边女子右手托着一瓷罐,左手正用凤尾茶匙点茶。此罐小口,弧肩,鼓腹,应该就是梅尧臣在诗中提到的“罂”,从纹饰看,极似耀州窑刻花盖罐。壁画中的罐盖正打开,女子正用茶匙从茶罂中取出茶末放入另一女子手托茶盘的茶盏托内,而罐盖恰好放在茶桌上,盖似卷荷形。无独有偶,河南偃师出土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北宋仕女涤器图壁画拓片中,清昕可见茶桌上放着带托盏四,茶匙一及卷荷形盖罐一。同样器型的盖罐,宋代南北各个窑口均有生产。南方的龙泉窑、建窑、吉州窑、赣州窑,北方的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有大量生产制作此类容器,以满足当时饮茶生活所需。

              除陶瓷外,还有其它材质如银质盖罐,直口,弧肩,圆腹,平底。盖为卷荷叶形,叶蒂为钮,这类材质的盖罐出土的数量也不少。

              其中的一部分茶罂传到日本后,就演变成“茶入”,茶入是日本人点浓茶时盛放茶粉的小罐。宋元时期,大批的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习禅宗佛法,当时的各个禅宗寺庙形成了成熟的禅苑清规,并与茶道仪轨融为一体。日僧学成归国时,不仅带回佛教经典,同时,也把中国的茶籽、茶具及饮茶方式一并带回日本,对日本的茶道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把茶入分为两类,一类叫唐物茶入,另一类叫和物茶入。顾名思义,唐物茶入是从中国传入的,最初由日僧带回,后来通过贸易形式输入日本。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福州西北郊的洪塘窑,其产品中有一些薄胎酱釉罐品种,与传世的部分日本唐物茶入完全相同,由此,初步判定日本的唐物茶入有一部分是福建洪塘窑的产品。这些茶入有共同的特点,圆唇,直口,短颈,圆肩,鼓腹,平底或底微凹,通常里外施酱釉,从工艺上看,多为薄胎,制作非常精细。(配图十八、图十九、图二十)此外,1975年新安沉船打捞的二万多件瓷器中,有很多茶器,包含了225件茶入,其中217件为大海型茶入,8件丸壶型茶入,这些茶入大部分是福州洪塘窑及江西赣州窑销往日本寺庙的产品。

              明代的饮茶方式为之一变,从唐代的煮茶、宋代的点茶演化为散茶瀹泡。散茶的流行改变了茶具的形态,茶叶包装也有了新的面貌。散茶特别容易受潮变质,因此对包装容器密封性的要求更高了。明代的茶叶瓶、茶叶罐渐多,茶叶罐的材质以紫砂及瓷器为主,其次是锡罐。

              明代中叶,紫砂茶具勃兴,不仅紫砂壶成为当时的主流茶具,紫砂罐也成为储藏茶叶的最佳选择。明人记载,如紫砂罐第一次使用,先用箬叶围绕紫砂罐内,茶叶慢慢装入罐内摇实,不可用手指压,装实后用数层箬叶覆盖好,罐口扎紧。明人认为好茶标准“以青翠为胜”,保持其原汁原味,如果包装、贮存不得法,茶则易变色,“一变至绿,再变至黄,二变至黑,四变至白”,如此而食之则“易胃寒”。为了持续保持茶叶的色、香、味,明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不经常使用的大批量茶叶,用大瓷瓮来贮存,“宽大而厚实者,贮芽茶,乃久久如新,而不减香气。”茶瓶内放以箬叶,口部封装也包以青箬。经常取用的茶叶,分装放入小瓶中存放,“另取小罂贮所取茶”可以避免潮气频繁进入瓶子,以破坏茶叶质量。

              明代著名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之“总贮茶器七具”中提到一贮茶器---品司,是以竹编而成的圆橦提盒,内有三、四层,用来收贮各类茶叶。品司特别适宜出游时用,晚明的文人喜欢登山玩水。好事者专门设计了一套出游的茶具包装器,内有茶罂一、茶注二、茶铫一、小瓯四、铜炉一、小面洗一、巾副一。高濂还提到另一茶具---建城,系藏茶用的箬笼,也是明代重要的茶叶包装用具。

              明人认为锡罐的密封性较紫砂罐更胜一筹,“夹口锡器贮之茶者,更燥更密,盖磁坛犹有微隙透风,不如锡者坚固也。”于是明代出现名种各样的锡茶罐,文人的参与提升了锡器的文化含量。张源《茶录》记载:“分茶盒,以锡为之,从大坛中分用,用尽再取。”沈存周是明末清初制锡高手,善制各种式样的锡茶具,其制作的锡茶叶罐集诗、书、画、印为一体,文人韵味十足。

              唐宋之际的囊、合等包装物到明代基本不见了,因为散茶易受潮,如再用纸囊或纱囊包装,会大大影响茶香及茶味。“茶性畏纸,纸成于水中,受水气多也。纸囊裹一夕,随纸作气,茶味尽矣。”可见明人并不赞成用纸囊来包装茶叶。

              清代,继承明代的的饮茶方式,以散茶冲泡为主,盛放茶叶的容器与明代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以茶叶罐及茶叶瓶为主。材质比明代更加广泛,瓷、陶、竹木、金属、漆等。取材丰富,造型也各异。

              为了适应茶叶外销欧美的需求,锡茶叶罐外以漆盒包装成为外销茶包装的主流。为了迎合欧美的审美流行色,漆盒通常描绘中国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图案,且喜欢装饰大大小小的开窗(开光)形式,显得富丽堂皇。

              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推进,茶叶包装的商业意识增强,出现了大量的广告内容,茶叶储存及包装除了实用功能之外,更加注重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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